坂口孝文
我和茅森良子互送生日礼物的习惯是从初三的夏天开始，到高二的夏天结束。我的生日在五月，从她那里收到的礼物共有两份。
其中一份是制作精美的皮革制书套，另一份是一副对讲机。那副对讲机由我和茅森各拿一只，后来两人反复使用。那时候，我们通过对讲机的电波交换过许多个人的想法。
我很喜欢那只对讲机。红色的对讲机外形与邮筒相似，稍稍给人怀旧的印象，颜色也令人喜爱。无论打开开关时的手感，还是调整频率时的噪音，都给人触手可及的愉快心情，这是手机做不到的。而且最令人喜欢的，是上面小小地印着制造商标志，低调却又显得自豪。我知道那家制造商，是绵贯条吾的父亲经营的公司，而且他自己也在大学毕业后直接到那里就职。
那家公司大概四十年前在京都成立，听说原本的主打产品是晶体管。我们就读制道院时，那家公司的强项是集成电路，但在和海外企业的竞争中不断失利，现在主要发展LED产品。他们基本上是制作零部件销售给大型家电厂商，而部件上不会印公司名，所以和销售额相比，公众的知名度很低。不过偶尔——按绵贯的话来说，就是忽然一时兴起——会由自家公司推出产品上市出售。茅森送给我的对讲机也是他们一时兴起的产物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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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二十四岁这年的十一月，我久违地和绵贯见了次面。在离他老家不远的平价意大利餐厅，我们点了简单的前菜还有意大利面共进晚餐。见面的名目是我拿到了某项资格证，但这件事也就是干杯时提了几句，之后我们聊到对讲机。
“我还挺喜欢自己家公司的产品呢。”他说着笑了。“如今到处都有手机基站，对讲机给人感觉陈旧对吧？不过这种陈旧我喜欢，感觉很真切。”
我也喜欢对讲机。
和手机相比，它块头大很多，功能又少，而且通话质量不算高。但只要双方走得够近，再共享相同的频率，那么无论在这颗星球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相连。这正是我喜欢的地方。
然后我们一起夸起对讲机来。
“换句话说，这就像是手牵着手呀。”绵贯说道。“必须两人都伸出手才行，我喜欢这种麻烦的地方。”
我听了点头。
“嗯。因为花了些劳力，所以也有好处。就像小学时去玩具店时一样，在路上也很开心。如果一切都过于注重效率，类似仪式感的心情就会消失。”
“没错。令人愉快地花费劳力，可以让劳作变成仪式。”
后来我们聊起制道院。
绵贯似乎也对制道院停办感到意外。
至少在公开声明停止招生前，制道院实质上的入学竞争率都维持在三倍左右，从没有出现过报考人数不够的情况。要说当地的私立升学学校，首先被提到的总会有制道院的名字。
“从根本上就不太对啊。按那所学校的性质，只靠入学金和学费根本没法维持运营。”
绵贯说道。
制道院似乎有三成收入要靠捐款，可以说是校友会支撑着制道院。所以在校方和校友会意见无法统一后，最终选择了停办这条路。
准确说，名叫制道院的学校并不是完全消失。听说它被东京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出钱买下，以那所大学的附属高中这一形式转移到其他位置。制道院的名字前头加上“附属”一类称呼，对校友会来说是种屈辱吧。
我们还就读制道院时，校友会的力量就有明显的衰弱。在长期萧条下，能随心所欲地给母校捐款的毕业生少了很多，这便是最主要的理由吧。但还有其他原因。
我们高三时发生过大地震，受此影响，各种教育机构的建筑物都需要重新评估抗震结构。如果不重建，制道院很难在现有状态下满足安全标准。
但据绵贯所说，校友会根本就不同意重建校舍。在他们看来，很多校舍的建筑都有历史价值，想在现存基础上修补后继续使用。校方改变不了校友会的消极态度，只好四处筹款，但最后筹不到足够的钱，只好将学校出让给一所大学。
喝了红酒的绵贯脸颊发红，他寂寞地嘟囔说：
“这都像是对讲机一样啊，如果频率对不上，就连不到任何地方。”
听到这话，我想到了《海豚之歌》。在清寺时生那部不为人知的剧本中，有一段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＊
当然，我不知道清寺时生是抱着怎样的想法写下《海豚之歌》。但总觉得那部剧本与我和绵贯聊起的对讲机奇妙地联系在一起。
与群体失散的海豚为了寻找同伴而拼命大声鸣叫，那声音听起来仿佛歌声。
那是悲伤的歌，但其中不只是悲伤，同时也是拼命想要与谁产生联系。
那时——还在制道院时的我很幸福。
因为茅森良子和我的距离可以通过电波相连；因为她手里有可以与我相连的另一只对讲机。她送给我的对讲机上每一处都令人喜爱，但最重要的不是对讲机本身，而是茅森在另一头。这件事简直无比美妙，就像梦一样。
就算现在，我每天晚上仍会攥紧那只对讲机。多数时候是在想象之中，但偶尔也会真的拿在手上。
如今我们两人的对讲机相隔很远，再不会发出声音。
但现在我仍然会在梦中看到两人用电波相连。就像独自拼命发出鸣叫的海豚。
茅森良子
久违地听到坂口的名字，是在校友会年末举办的聚会上。
最近我和校友会的会长——三木先生关系还不错，至少碰面时两人可以露出笑容闲聊。感觉三木先生还没有认同我，但欢迎毕业生中出现名人。其中他最喜欢的，就是有谁在将来有望成为政治家。我还没有自称政治家的资格，但在他眼里有希望的名单上，我似乎已经占上了末席。三木先生的打算想必和我在制道院时接近荻同学一样。换句话说，就算帮助毫无疑问会成功的人，最后甜头也不多。既然这样，不如帮助处于不利局势的人获胜来卖更多人情。
三木先生似乎和坂口的祖母很熟，于是自然而然聊起了他。据说坂口在大学毕业后还是在自己家公司就职。我和坂口还亲近时，总觉得他更想离开家，所以这个选择让我有些意外。恐怕我们高三时发生的大地震也造成了一定影响。因为那次地震，坂口家公司位于东北的造纸厂受到了很大损失。虽然也不至于让坂口家因此濒临破产，但或许多少有了危机感。
“他是个勤勉的孩子呀。”三木先生说道。“是叫什么来着，他最近拿到了一项和横版字有关系的资格证。说不定他打算早晚要独立吧。”
三木先生似乎挺中意坂口。
说起坂口时，他脸上便露出暖心的表情，就像说起引以为傲的孙子。
我也没有特别费力就露出笑容回答：
“但他很顽固。只要决定为家里的公司尽一份力，就会做到最后吧。”
“是这样吗？”
“是的。要说他对什么放手不管，我只见过一次。”
唯一那次放手不管的，就是我。
在我十七岁生日那天，他背对我转身离开，只留下桌上的Hi-CROWN，还有带海豚浮雕的时钟。
三木先生仍带着柔和的笑容，他继续说：
“不管怎么说，他这个孩子挺怪的。所谓勤勉都伴随着野心。无论是谁都一样。没有野心就坚持不下去。但不可思议的是，孝文君没有给我这种感觉。”
我脸上还挂着微笑，但内心摇摇头。
坂口一样有野心吧，而且肯定根本不打算隐瞒。只不过在旁人看来，那不像是野心。他的反抗非常安静。一声不出，心里却怀着宏大的愿望。那个夏天，或许他曾比我更热心地寻找过海豚星，只不过表面上始终沉默寡言。
后来，我和三木先生简单聊了聊自己的近况。
现在我是在一家律师事务所。感觉这份工作有一定搞头，但已经在做准备，觉得差不多该迈向下一个台阶——正式踏上政治的道路了。首先我打算从政策秘书做起，也选好要在哪名国会议员下面做事。和她——那名国会议员是女性——的沟通很顺利，但除了“清寺时生的女儿”这个头衔，我还打算准备另一份礼物，于是来找三木先生商量。
我和三木先生谈了几件具体的事，基本上都得到他痛快的许诺。
告别时，他又一次提起坂口的名字。
“以前孝文君曾说过，要我好好看着你。”
听了这话，我脸上应该还挂着完好的笑容。大概吧。
仔细看下来的确很有意思——留下这句话后，三木先生离开了。
*
坂口孝文的事至今是我的心理阴影。
只有他是我的天敌，让我不知道该如何战斗——不，准确来说，我无法在和他的战斗中期待自己获胜。
高二那年夏天与坂口诀别后，我拼命想忘记他。想把他与其他大多数人归为同类，想对他也露出同样的笑容，并相信这对自己来说是种成长。
但，这样真的好吗？
在我心中，真的希望把他看作和“其他大多数人”一样吗？
我不知道答案。至少，现在还不知道。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必须战斗。为了守住我的自尊，为了时刻保持对自身的信赖，我必须永远和记忆中的他战斗下去。
<完>